“先义而后利者荣，先利而后义者辱”出自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先义而后利者荣，先利而后义者辱；荣者常通，辱者常穷；通者常制人，穷者常制于人。是荣辱之大分也。”意思是，把道义放在利益之前的人会得到荣耀，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的人则会蒙受耻辱。

　　荀子是战国晚期思想家、哲学家，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，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。他批判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，与孔孟相比，荀子思想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，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，也强调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中评价：“孟子、荀卿之列，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，以学显于当世。”

　　自古以来，道德高尚的人都把“义”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从文化史的角度看，“义”的起源十分悠久，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大量的“义”“宜”两字，《礼记·中庸》解释为“义者，宜也”，即义是人们应当承担的责任，其所考量的是行为的正当性。义利观是儒家对义与利概念及其关系的核心观念，被视为儒学重要议题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记载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”即明确把义作为君子立身之本。在《论语·阳货》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孔子把义放在第一位，“勇”是见“义”而为之，要有道义、正义的支持。

　　崇义轻利、以义抑利，这种义利观在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。除了荀子在《荣辱》中提到的“先义而后利”，《孟子·告子上》说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”；汉代董仲舒提出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；宋代程颢称“天下之事，唯义利而已”，程颐主张“唯看义当为不当为”……

　　翻阅史册，重义不仅是记载在典籍中的道德标准，也是见诸无数仁人志士的壮烈实践。1278年冬天，文天祥被元军所俘，元军统帅张弘范待之以礼，希望文天祥能去劝降南宋的大臣张世杰。文天祥面对送来的纸笔，写下了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文天祥被押往元大都，度过了三年多的牢狱生活。三年里，元世祖忽必烈欣赏他的忠义气节，几次三番派人来招抚，写下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”的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。临刑前他神色自若，毫不畏惧，在衣带上留下绝笔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

　　古往今来，这样的英雄气概不胜枚举，这些仁人志士的事迹彰显了他们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坚守道义、勇于担当的高尚品质。先贤用生死书写的大义，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。他们的精神永载史册，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真理、正义和光明。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 刘同华）

　　“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，他们完全不谋私利，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。”所重者家国大义、民生福祉，没有自己的私心私利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义利选择，也是人格力量所在。

　　起于人民、兴于人民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事业根本上是人民的事业。党成立不久，就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组织，尝试将广大农民从高利贷等剥削性质的旧式金融关系中解放出来。发放低息贷款、平抑市场物价，成为为民初心在金融领域的体现。

　　几张桌子、几条板凳、几把算盘……1932年2月，瑞金叶坪村的一幢简易民房里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。

　　“为保障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，除彻底肃清一切封建剥削，废除和禁止一切的高利借贷外，对于帮助各种生产事业的发展和便利于工农群众的资金周转之借贷，不加干涉”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《借贷暂行条例》，规定苏区借贷利率最高“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，长期周年不超过一分”。而事实上，实际利率远低于这个水平。

　　从购买种子、农具，到兴修水利，红色金融的支持渗透到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还款时，农民还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灵活偿还方式，借钱还粮或借粮还钱时，是按照借贷还是还贷时的粮价，也由农民提出自己的主张，民主开会决定，以农民不吃亏为原则。

　　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金融事业，从开办金融机构、实行减息政策，到建立红色银行、统一货币发行，从将国家银行命名为“中国人民银行”、货币命名为“人民币”，到全力打赢“银元之战”“米棉之战”、稳经济保民生，从开启金融体制改革，到逐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，我们党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、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。

　　“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，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，与一些国家金融为资本服务、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。”政治性、人民性，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属性。

　　“普惠金融要雪中送炭、服务民生”“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继续下大气力解决”“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投入”“让那些兼具安全性、收益性、流动性的金融产品走进寻常百姓家”……新时代以来，让金融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用金融力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。

　　金融为民、金融利民、金融惠民、金融便民，既是价值追求，更是生动的实践。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投入，加快建立多层次、广覆盖、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；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，设立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；养老理财产品快速增长，对新型消费信贷支持更加有力，面向新市民的金融服务不断提质扩面……一系列举措将金融惠民底色擦得更亮，既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也更好守护着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。也正是在为人民服务中，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银行体系，第二大保险、股票和债券市场，普惠金融走在世界前列，为建设金融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，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平衡金融双重属性的“定盘星”。“以义取利，不唯利是图”，是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方面，其核心是确立“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”的优先序。这要求金融活动必须锚定提升实体经济效率、增进社会福祉这一根本“大义”，履行好社会责任，实现金融与经济、社会、环境共生共荣。

　　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，谈到乡村金融，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：“钱有没有真正用到农民身上？”把钱真正用到该用的地方去，这是金融行业应当追求的目标。新征程上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。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 郝思斯）